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来颖燕：致广大而尽精微——朱婧小说里的光与美

来颖燕

读朱婧的小说，会觉得时间感在慢慢丧失——她笔下的故事脉脉流淌，不疾不徐。但明明，这些故事里主人公的人生有着明确的时间刻度，他们在某个阶段、某一刻，正经历着波澜和起伏。更悖论的是，写作对于朱婧而言，也有着明晰的时间区间。

朱婧出道很早，生于1980年代的她完整地经历了那个时代青年写作的狂热、喧嚣乃至落寂。她从《萌芽》的新概念大赛崭露头角，接着是一段顺风顺水的日子，被关注，被报道，被推到前台。然后，很自然地，潮退，朱婧陷入了迷惘。所有的写作，说到底，都是人性底色的显现，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已经非常明确地出现在朱婧的小说和散文里——细腻、节制、谦和、灵秀，不论她对此是否自知。而我会想，如果是不自知的，更好。因为不自知代表着这是一种附着于个体的原始性力量。果然，在中断写作长达十多年之后，当朱婧再次拿起笔，她会有意地与之前驾轻就熟的青春叙事的题材进行交割，但是这种气质却得以更强烈地从其他的题材中溢了出来。

《譬若檐滴》是她在2019年出版的短篇集。如果读过她之前的作品，会明显感觉，这部集子里的作品开始慢慢转身，不是背弃她所熟悉的圈子和生活，事实上，这部集子里的许多作品，依然是以校园生活为背景或切入点，但她已经意识到同样的切口可以有更广阔的天地：“其实我也可能因此以另一种专注去开启对我更容易接近的世界的探索。”[1]归来的朱婧重新意识到在经验与想象、现实与哲思、沉重与轻盈之间如何谋得平衡。虽然她的取景点基本上没有发生位移——女性的情感和生活始终在她的追光灯之下，但如她所说，“我不会再用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节，预设的情境，把一切推至圆融动人足矣。我想慢一点，想不怕慢，我要花点时间，给我自己和小说更多一点东西”。[2]这句话，旁证了我为何会感觉到她的小说里时间感的丧失——那是一种松弛，来自一种愿望和力量乃至对于世界更清明的自信，同时，是更加明确的个体意识。

《譬若檐滴》

朱婧

译林出版社

2019

《猫选中的人》是朱婧最新的中短篇小说集。至此，她对于写作的笃定和热爱让一切都更明朗起来。同时更加明朗的，还有朱婧小说中那种原先让我觉得无法言明的古典之美，现在有了可以落地的明确支点。

朱婧的小说一眼望去，满布着细节。《危险的妻子》里，“我”的生活日复一日，但“我”的感官和意志依然清晰：“抱着细仔在窗边的午后时光，我的手掌贴近的是我的孩子柔软的体肤，娇柔的脖颈和背脊常在我的怀抱中拱动，她还留有哺乳期时的习性，偶尔带着鼻息贴近我胸前。我的脑中多是空洞，无所谓回忆或者以回忆之名的重建记忆。并不怀念什么，也谈不上幻望，这样的时刻让我觉得好像会在这里，在这个房子里，在我每天赤着脚丈量每一寸地板的房屋里，在我熟悉的每个抽屉每个角落物品摆放的房屋里，过完我的一辈子。”似有若无的怨夹杂着清醒的直面的勇气。《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里，婚后的太太悄无声息地改变着，骨子里潜在的力量却时刻预示着后来的命途：“或许为了方便，她结婚后不久就将头发剪成了短发，只超过耳朵一些。夏天的夜晚，我们在小区附近沿着江岸的公园骑车，穿着宽松T恤和短裤的她像个男孩，收敛起来的生命热量闪现。她喜欢将车轮蹬得飞快，冲在前面，远远回头看我，复又继续向前……我看见，她的背影、她的侧脸、她剪短的黑发，她动辄露出的精巧耳垂，蝉鸣声吞没了无声无息的娴静光阴，似乎可以这样无穷无尽下去。”《在那天来临以前》里，“我”与母亲之间互相依恋却最终因为生活的无奈选择不再亲密，而“我曾经如此热爱着母亲，在年幼时，夏夜的月色里树影在幔帐上摇动，我柔软的身体因为母亲的怀抱而有了形状，从手指的触摸开始认识的世界，第一个就是母亲”。

繁复的细节没有渲染出喧嚣的气息，反而让一种安宁和坦然的情绪在小说里暗涌、发酵。这种由细致入微而抵达的整体情绪，让人恍惚，仿佛面对她的小说，是在面对一幅画作——虽然写小说和读小说都必然有赖于时间的线性演进，但字里行间的气息依然可以如同空气，即刻让人陷落。这种无时无刻的气息，最初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作者的文字特质。

朱婧的用词明显是经过了打磨的，在语体和修辞上都很考究，但并不飘忽浮夸，而是有着沉潜入心的沉稳和清冷的雅致。在许多地方，会发现她有着重复的癖好——这重复并非完全的、确凿的范式，而是指在用词和句式的调性上的亲近，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呼应。动词上的“挽住”“散落”“消磨”，形容词上的“甘美”“昏沉”“微微”，乃至一些特定的看似游离于小说的格式——比如，《危险的妻子》里，“我”的平淡如水的生活里居然嵌有精确的数据：“新雨后，空气潮湿清凉，裙摆间或碰到小腿触感温存，77%丝绸加23%棉质的配比可着人心。”“室内的湿度计提示已经到达89%的湿度值。”诸如此类。经此描摹的细节，会让人陷入沉默——“我”是被迫陷在生活的泥淖里的吗？但“我”敏锐的感知度，分明泄露了“我”对于这份生活的用心。于是，小说结尾处荡开的那一笔抹茶千层的口感“柔和滑腻，甘苦并济”，作为对小说情绪的收敛和提点，显得水到渠成。

这些精微的调性累积起来的细节，教人想起原只属于画作的笔触。这联想触类旁通地让朱婧小说的特质显得层次分明。细思起来，她的细节自动区别于西方印象派的笔触：那些笔触时刻意图暴露在纸面上，彰显自己的存在。站在印象派的画作前，我们会在满目绚烂的笔触中陷入迷惘，只有待到立定在远处，动用自己的视知觉，努力地把这些笔触调和在一起，才能重新让画家笔下的物象显形。而朱婧的细节，更趋近于中国工笔画的笔触——工笔画讲求的是精微写真，但这些笔触却无意显露自己，它们从属的是画中的形象，一笔笔的勾勒渴求的是将彼此隐于无形，最终消融和相融在被描摹的对象之中。这是朱婧理解的生活的肌理和质感——由细节铺就，看似无关紧要，慢慢地聚集成至关重要，经此，故事自然显形，人物一一鲜明。

这水到渠成的流畅和自然，全因对于朱婧而言，细节就是生活本身，它们如此真切，以至于向我们发出邀约，希望我们伸出手抚摸一下它们，但同时又阻隔我们轻易抵达它们——“细节不仅仅是生活的片断：它们代表了那种神奇的融合，也就是最大数量的文学技巧（作家在挑选细节和想象性创造方面的天赋）产生出最大数量的非文学或真实生活的拟象，在这个过程中，技巧自然就被转换成（虚构的，也就是说全新的）生活。”[3]就如同即使是以写真为要义的中国工笔画，最后同样是“中得心源”，是一种现实的综合意象，而非复刻。所以，技巧当然是朱婧在写作过程中会考虑的议题，但是“自然”更是她理解小说机杼的关键词。

她仿佛自动隔离于现世的紧张、跌宕之外，这种持续的、笃定的节奏正是传统工笔画的核心，基底则是那一笔接一笔的描摹。这描摹不可避免地会面临“重复”（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但在重复之中，是对外物、对自我心性的反复揣摩。而我渐渐理解，朱婧的“自然”正基于她知道要如何面对“重复”——“重复”此刻不再机械，而是一个景深丰富的公式，是小说的自主性元素。于是，再放眼望去，朱婧的小说中会反复出现一些物象，它们也是这个公式的衍生品，尽管它们只是沉默地待在角落里，不曾流露出要引人注意的野心。在《葛西》一篇里，我总是会遭遇到小说中人物眼中的草和草坪。它们有时繁茂、有时颓败，这种变化显露出它们一直的存在。它们被反复提及，正是为了显示它们的变化，在不同的季节，甚至不同的光影里，只有在这一刻才能遇见它们——它们只被看到一次。

《猫选中的人》

朱婧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23

这样的意蕴扩散在朱婧的小说里，以至她常常会留意相同的景物在岁月摧折之后的改变。《光进来的地方》里，虽然“我”跟妻子的感情很微妙，谈不上情深，但是妻子车祸去世以后，“我”保留了原来的痕迹：“沙发还在那个地方，电视也在，我每次打开家门，我的脚踏上已经有了无数细碎划痕的橡木色地板，我一盏盏打开房间里的灯，这屋子曾经的景象和声响卷轴一般跟随我展开。”《一日与永恒》里，关于小狗小松的一切印象，总是鲜明地被翻阅，小松奔跑的姿态和湿漉漉的眼神，在此刻显现，并且总是显现。我们于是被惊醒，朱婧的“重复”不是修辞姿态上的铺陈，而是为了经由再一次的描述，提醒我们生命里那些被忽略的、看不见的改变。

《一日与永恒》这个题目，或者有心或者无意，但精准地切中了朱婧的小说美学——从语言调性到情节架构。并且，她给我们演示了语言是怎样跟情节成为了整体，无法切割。她的语言和故事情节彼此成全，是因为在她的小说肌理里沉潜着东方美学里“一期一会”的理念——我们与彼此、与世界万物在此刻遭遇，但过了此刻即是不同。看似“重复”的笔触里暗含有笔墨的不可控、时间的不再来，诱使我们在不自知中靠近生命在“变”与“不变”之间的腾挪和叠影——一切都可以静止在此刻，但是此刻的静止会慢慢叠加、铺陈出日后的变化，而变化终不可免。如果我们注意到频繁出现在她的小说里的“光”，会发现，正是“光”的存在，让“一期一会”的抽象理念缩回到了生活的尺寸。

《危险的妻子》里，“梨花在水晶灯的光线照射下贴近我，向我展示刚打完水光针的脸上肉眼可见的数百个细密针孔”，而“我”想到的是“骨骼之上覆以肌理，肌理之上覆以皮肤，万千人有了万千面孔……我也是从被说着可爱的年纪成长到这里，但常常觉得这种皮相的陌生，就像在夜晚的厨房，看到玻璃镜面里的自己，会恍问自己那个人是谁”。这现实的、接地的、日常的光，惹得我们突然想到起身去照一下镜子，但是当然，这光慢慢拒绝了现实的禁锢——《光进来的地方》是对此的明确表态：“是妻子毫无造作地闯入我的生活，让我没有防备地接受，我以为她给我的人生打开一道缝隙，但是她投入的是一束光，我需要更长时间以后才能理解。”“光”不一定意味着明亮，妻子葬礼上的那个神秘男人，以及“我们”短暂的婚姻生活带给“我”的困惑，成为了“我”一生中明暗交错的底色。《葛西》里，“光”在“我”学生时代关系特殊的朋友梨落脸上的变化暗示着“我”对她微妙感情、以及她自身命途的变迁：“刚认识梨落的时候，我印象里最鲜明的词语是明亮”，“我们”会在初秋的夜晚游车河，“车辆缓行晃动，在市区间隔短暂的红绿灯之间顿挫，光影在梨落瓷白的脸孔上闪掠……”直至后来，“我们”习惯了黄昏约在钟楼前的草坪，在那里，“我们迎接过很多光影变幻时，我看到光，一点点从梨落的脸上退去”。

对“光”的处理，是朱婧小说拿捏细节乃至情节的方式的典例。从贴地的情境里，慢慢繁衍出飞升、宽广的意义，但又不是固化的寓言——我们一边被毛茸茸的生活质感吸附在现实的地基之上，一边跟随这些细节和情节转而走上一条象征之路。这种延宕和游移成全了朱婧小说的质感——这是一个介于与现实“似与不似”之间的世界。当然，故事的主题也就在偶然的必然中有了相同的调性——回旋、往复，延续着她的“重复”。于是，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归纳出她小说主题的河道——一类家庭，一类校园，当然到了《猫选中的人》这本集子，这两类主题不再被分割，而是更频繁地交错互渗，成为关于家庭、女性、亲密关系的结晶体。我之前会担心，这样的取景框并不讨好，偏好这类题材者众，但越及后来，她越坚定，免除了我们对她如此笃定的固执是否会导致自我窄化的担忧，反而提醒我们，朱婧的小说，不只是要探究女性的心理和成长，她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情感和命运。《猫选中的人》的封面语写得铿锵：“对朱婧而言，家庭是时代敞开的前沿，也是她理解时代的辽阔田野。”但细思，内里的源头是她的美学理念，是对“一期一会”另一维度的领悟。

在传统的东方审美中，一花一世界。细节中包含着整体，露珠上是世界的映像。沉入个体的感受，不意味着局限，反而会对整体有着深入和切肤的体验。她曾跟我谈起自己意识到在小说创作中的不惧微芥——写平实的场景、普通的人，写那些也许不能写进故事的人，但为深远计，不只在于对象和技法是否“微芥”，而在于所能通往的江海。这为中国传统工笔画所讲求的《中庸》里“致广大而尽精微”做了一次另类的注脚。在细微与广大之间，朱婧不曾间断自己的求索。并且，她越来越明白，在小说结构上要如何谋得在细微与广大间的平衡——她曾言《譬若檐滴》一篇，一开始想加入另一个故事来丰富文本，因她想要探究的是一个生活在流言中的女性如何被观察和看待，美如何被戕害、被占有、被掠夺的问题。但写着写着，她发现通过将自己设定为男性观察者后，额外的虚构故事显得多余，通过对环境和自身的审视，以不平之气支持的追问，反而让这个故事顺畅而饱满。《猫选中的人》也是以猫的生育和男性主人公“我”与母亲的回忆互文，将母职和亲密关系中的种种做了影射。在更多的小说中，不同的“我”的婚姻和情感之中更是隐约内涵着父母情感生活的影子。朱婧锚定了自己的取景点，但她越来越纯熟地知道将什么留在框内，又怎样暗示框外的世界。于是，对于细节的迷恋并没有妨碍小说空间的纵深感。这种潜在的结构和叙事，实质上是一种更为隐秘也更为彻底的“重复”和呼应——一时之性情，万古之性情，这些题材涉及的是最普遍的青春与老去、拥有与失去、记忆与遗忘，但朱婧让这一切拥有了自己的辨识度——她会如此在意“光影”变幻下的世事，只因领悟到此刻之后的不同，甚至后会无期，人与人之间首先应有彼此的体谅和在意，然后才是千丝万缕的纠葛。这种对他人感受的在意和共情的能力，成就了朱婧写作的姿态。

所以尽管她的切入点是女性的心理——谁都无法摆脱原始的落脚点，但让人惊讶的是，她的不少篇目的第一人称设定竟然是男性。我们已经习惯一种格局，当探讨女性的生存状况时，会自动将男性作为对立面。朱婧却打破了这种惯性。我曾经就此跟她有过专门的探讨，她的话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这个看起来柔弱的写作者：

小说中有一些男性角色，确实是造成女性的困境的根本性的要素，甚至彼此对峙的部分，比如《水中的奥菲莉亚》和《葛西》。但很多时候有更复杂的情况存在。我到这个年纪就更容易理解男性和女性的不同。他们在社会文化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教养，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的意识形成是社会结构性的内容决定的。女性认为男性没有看见的和无法体贴的部分，那种“无视”和“疏忽”经常是在一种无知无觉、习焉不察中发生的。比如经常被讨论的“父职缺失”的问题，很难说是具体的个人品性的缺陷。在男性气质的社会教养中，就有一种规定性，与女性被期待的“柔顺细致、温柔体贴”完全不同的定义，比如“不拘小节”“感情粗糙”会被认为是男子气的一部分。男性在自我教育里成长起来那种简单的大而化之的“男性”，被认为那是正常化的，而女性心思太多了，这真的是心理结构完全不同。身心契合结成婚姻是很难得的，其实很多的婚姻的缔结，可能只是因为某一些原因。婚姻中的人，首先是两个不同的人，然后又是男人和女人。如果作为女性来讲，只在女性的心理结构去理解一些问题，会感觉到被忽视，受到伤害，甚至孤独感，是很有可能的。

但对方呢，男性面临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他可能有自己的野心和挫折，也需要理解和成长。我想我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宽容，可能是把不管男性和女性，首先当作都是独立完整的，有且只有一次生命的人来看待，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的完成，实现和完善，男人也是一样，女人也是一样。当然，我们都希望亲密关系中对象能够帮助自己实现自我的那一部分。但是对方能不能给予，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点运气。[4]

深知光的变化会显露出那些被忽略的事物的朱婧，才会以女性的立场领略到被无视、被隐形的除了女性的处境，还有男性。其实本来，男性的立场也是对女性处境的一种有效反观，但这太容易被遮蔽。朱婧的体贴和理解细腻而开阔，她当然有着普通女性的柔软：如果对方能助自己实现自我，这当然是理想的状态，但是如果对方不能给予，我相信她的态度也是坦然并自然地接受，不怨不怼。但这并非意味着她接受社会和家庭对女性身份的期待，做到全然柔顺地接受一切，并且对生命中的不公、欺骗、厄运视而不见，何平教授曾就此总结为她的“不合作”。而“不合作”与她的“体贴”并不矛盾，因为深度理解女性身处的局限，才能拥有坚定的生存信念，才能坦然地面对世间万物，说到底，“体贴”是一种对自我和他人的尊重。

新书中有一篇《细路秘径》，女主人公水清从外观上看是一个“不抵抗”的合作者，她听从父母的话放弃读大学，中师毕业早早工作，在适当的年纪嫁给理想的对象，她斩断少女时期对于人生自由性的想象以及这种想象的具化：对一个好高骛远但心境自由的男性偶像的渴望，但她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她理解到当女性获得自由，就无需将自由投射在他人的身上。“当男女之间恢复了平等的精神状态，跨越层级的浪漫爱情其就如最普通的白日梦一般消逝。”她保持“自省或自新”，也“藏着细密的慈悲与宽容的道德”，她把“自由”作为祝福给予自己的女儿。[5]

因为这种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她小说中虽会常常出现她自己以及周围人生活的影子，但那并非是现实的挪移，而是另一个替代性的世界。在其中，她始终葆有自己的节奏和速度，以至于反而淡化了小说中的时间感。那是一直存在的地方和世界，与现实有着关联，却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日历。因而她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光”一开始会认领发掘日常世界细微变化的任务，但渐渐地，这真实的、从外而来、让物象显形的光，不再充斥在空气之中，而是埋入了作者的记忆和深思熟虑之中，成为一种意念。它不再只是光明的代言，它的闪烁甚至幻灭，都愈加地自如，甚至比现实的光更真切，悄然成为小说发展的暗线。如《影》一篇里，看似甜美可人的妹妹却有着可怖的、罪恶的一面，这些被爱她的人遗留在她身后的暗影里，却带来了日后更加不确定的走向。又如我之前提及的《光进来的地方》一文，“光”进来的地方及光本身如此模糊，这是一种悲凉的悖论——妻子带来的和带走的，“我”得用余生去理解。事实上，朱婧的小说里很难找到“光源”，因而她的那些细节虽有着令人心安的清晰，却同时激活了另一种模糊的美感——被隐匿的地方可以被照亮，但各种结局和秘密却无法被昭示。

于是，我们发现她笃定的节奏和步伐倚仗于她清醒的坦然——“细节几乎从来不是一个稳固的实体；它是一个缄默的事件”[6]，所以故事始于谜团，也终于谜团。她并不想通过小说的发声求取改变，但她的小说始终被一种隐而不露的问题意识所牵引。在《猫选中的人》里，在失母多年之后，男主人公在喂养的野猫和妻子身上的情感摄取和自我教育中，重新理解自己和母亲曾经疏离的关系，悲怆油然而生，“饥寒此日无人问，落上灵前爱子身”。这延迟抵达的本能的认识，闪烁着“爱是被规定的，还是被创造的”自省。如她自言：“我在小说中征服的欲望谈不上很强烈，更多时候是为了去问一个问题，它不一定有答案。”[7]于是，她的小说会不断绕着复杂的人情心理及其呈现出来的事态走，不疾不徐，因为知道无法为出口命名。这也构成了她不断盘问生活，却又坦然自若的气质。“光”没有理想化地在她的小说中铺散开来，而是超越时间性的，甚至教人想起逆光的剪影——因为逆光，一切都有着清晰的轮廓的剪影，但同时又朦胧内敛，通过“隐匿”来驱动“探知”，通过“暗示”来呈现“当下”。

这才是朱婧小说对于生活的持续性本质的揭示，是她小说之美的内核图示：温柔而坚强，清晰又朦胧。而精微与广大，因为有了准确与模糊的交叠，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情境，那里的世界如此清晰，看似触手可及，但其中对于无处可去的坦然，消解了我们与它之间自以为是的亲密感。

《感受即命名》

来颖燕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注释

[1][2] 《专访｜朱婧：写作不只是选择和被选择，它还需要力量》，“澎湃新闻”2020年3月26日。

[3] [英]詹姆斯·伍德：《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蒋怡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2页。

[4][5][7] 朱婧、来颖燕：《我对问题的追问超过了对故事的渴求》，《文艺报》2023年7月19日，刊发时有删改。

[6] [英]詹姆斯·伍德：《破格：论文学信仰》，黄远帆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0页。

《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

目录

名家三棱镜·邓一光

邓一光｜我在2020年到2023年的写作

蔡 东｜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小记邓一光

陈培浩｜为了一种更高的虚构——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的虚构观和叙事立场

大家读大家

[法]勒克莱齐奥著 施雪莹译｜诗歌，通用的语言——从唐诗说起

文学现场

张新颖 何言宏 黄平 金理 方岩 张定浩 王晴飞｜“地方性的辩证法”笔谈

新作快评

吴雅凌｜古典的和现代的城市神话：读《信天翁要发芽》

姜 肖｜《猛虎下山》：看不见的野兽与秩序之外的“人”

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

来颖燕｜致广大而尽精微——朱婧小说里的光与美

牛 菡｜“问卷”发出之后——1990年代以来文学“问卷”中的青年写作问题

青年批评家论坛

叶 子｜手艺人闲话与钥匙孔里的智慧——从余华《巴黎评论》“作家访谈”说起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

卢冬丽 [日]浦元里花｜《繁花》在日本的翻译与接受——与日译者浦元里花的对谈

[法]凯瑟琳·夏尔芒 [法]邓欣南 李梓杭译｜“不响”就好像是喧闹中的沉默——《繁花》法文版译记

文学史新视野

祝宇红｜人类学的自觉与诗学正义的牵引——论曹禺《北京人》的创作和修订

马泰祥｜未完成的“谢幕”：“晚期张爱玲”与《儒林外史》

作家作品论

王春林｜时间的幻术与生命寓言——关于刘亮程长篇小说《本巴》

李徽昭｜超越地方性，超越中西之分——论莫言文学的“世界”书写

扬子江文学评论

电话｜025-86486055

邮箱｜yzjwxpl202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