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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叶，我所在的市属丝厂经不住市场经济风浪的吹打垮掉了，上千的工人下岗。

我家惨了，我、老婆和大女儿都在丝厂上班！不过，我和老婆不要紧，老婆临近退休，提前几个月退休就行了，我和厂长关系好，以后近十年的工作可以找他想想办法。只是大女儿怎么办？她还年轻，我不担心她的工作，却担心她才离了婚又要失业，双重的打击能否承受？

女儿说，不要管她，她自己会想办法的。我这才放下心来，跟着厂长去了工业局。

厂长转身成了工业局的副局长，我成为计统科科长老袁的手下。

老袁以前和我工作上有过几次接触，只是多年不见，但还不算陌生。

我们去之前，工业局已有两个副局长，其中的向副局长非常年轻，看上去就三十来岁。奇怪的是，我感觉对他有一点面熟，好像以前在哪里见过似的。

袁科长说，是见过一面，你可能忘了？

我拼命地搜索记忆，还是想不起来。

他又说，还记得十年前那次选婿吧？

他这么一问，我便想起来了。十年前的一天，袁科长到我们厂来了解生产销售情况，是我接待的他。中午我们在食堂吃饭，他见到我十八岁的女儿时，说自已也有这么大个女儿，还在读大学。随后，他问我女儿在干什么？

我告诉他，女儿高中毕业没考上学，正在在丝厂做检验工作。

他夸赞说是很好的工种，问我谈对象了没有？

我说没有，叫他帮忙寻一个。

他说他认识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下次带过来让我瞧一瞧。我说可以。

不久，他就把小伙子带来了。他们是以调查研究的名义来的，小伙子并不知此行的真实目的。

袁科长向我介绍说，小伙子是个大学生，在统计局搞工业统计，为了写一篇统计分析，需要一些企业的第一手数据，所以就和自己先到丝厂来看看。

说实话，我对小伙子的印象并不怎么好，长相平平，土哩巴几的，一点都不大气，觉得这种类型的人，不会有多大前途。

后来吃饭时，又了解到他家是农村的，兄弟姊妹多，日子过得差，他就更入不了我的法眼了。

吃完饭，袁科长谎称在丝厂还有点事，叫小伙子先走。

他走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袁科长。

袁科长说我不懂政策，眼光短浅！他认为小伙子的品性很好，工作务实，不是在办公室坐等报表，而是经常主动到工业局来了解情况，有时还建议我带他去下厂。由于他掌握的情况多，所以统计分析写得棒棒的。本质这么好的人，加上又是大学生，完全属于“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之列，将来必有很好的发展。至于家庭，农村联产责任制搞得热火朝天的，谁又敢保证一直就是城市好于农村呢？

我听不进他的劝，仍然固执己见。

他摇了摇头，见我女儿在邻桌坐着等我，又叫我问问女儿的看法，大概还抱有一丝希望。

我想也是，女儿自己的事我不能包办，万一她愿意呢？于是招呼她过来，问他注意刚才那小伙子没有？

她说注意到了。

我说那是袁叔叔给她介绍的对象，并把小伙子的情况告诉了她，只是没说自己的意见。问他有什么想法？

女儿说可以处一处，到底怎么样，处一处才知道，就像她搞检验一样，只有通过检验，才知道产品的质量。

袁科长说她说得非常好！

我虽然觉得她说得在理，但还是把不同意的意见告诉了她。

女儿听了，就打消了自己的想法，说还是尊重我的意见。

那之后，袁科长虽然还来过厂里，但因时间过去多年，几次、什么时间，是否说起过小向，我都不记得了。而此情此景，想起女儿后来处境，我禁不住黯然神伤，情不自禁地“唉”了一声。

“看走眼了吧？不过，我还得感谢你呢。”袁科长说。

“为什么呢？”

“想不到吧？我女儿大学毕业后分回到本地，通过我她认识了小向，因他们相互喜欢，结果小向成了我的女婿。”

“啊！”我张大的口竟然久久合不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