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小说怎么写才更出彩？海飞打破壁垒用文学建造“谍战之城”｜当代书评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作为一种戏剧性突出、可读性高的文学类型，谍战小说备受广大读者喜爱。而且谍战小说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出圈效应明显。近些年来，谍战小说已成为影视剧改编的重要内容来源，比如《潜伏》《风声》《风筝》《追风者》等作品，拥有众多粉丝，掀起过一阵阵“谍战热潮”。

近几年，有一个青年作家在谍战题材中成绩卓著，备受瞩目。他就是197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诸暨的海飞。从《旗袍》到《麻雀》《惊蛰》，再到《薄冰》《梅花红桃》，以及即将开机的《捕风者》，海飞一直致力于创作谍战题材的剧集与小说，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海飞谍战世界”IP。在谍战的大框架下，海飞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手法，继承中国传统文学里“讲故事”的传统，努力打破类型文学与纯文学的壁垒，致力于探索谍战小说可以到达的高度与广度。而且，在谍战小说世界的基础上，海飞用文学搭建起一座座“谍战之城”，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海飞的作品除了深受读者喜爱，也受到业内高度肯定，曾获人民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文学奖项。

2024年4月，海飞谍战文学世界的又一力作、长篇小说《大世界》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近日，该书在故事发生地宁波举行首发式。王侃、李云雷、张学昕、来颖燕、周保欣、金赫楠、黄德海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对这部作品进行了深入的文学研讨。大家认为，海飞为谍战小说的写作开辟了新的艺术向度。众人也都对这部小说影视转化表示高度期待。

从人间烟火出发

再现40年代江南“情报”天空

《大世界》首发于《江南》2024年第二期。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在宁波，抗日战争时期，主人公朱三原为上海外滩大世界游乐场的魔术师，目睹特工陈昆在雨夜中牺牲后，他随即接受组织安排，冒用其身份潜伏进宁波日本宪兵队。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朱三舍弃了家庭，放弃了爱情，用九年时间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革命者。全文在主人公们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挣扎与选择下，展现了乱世之中众生相。海飞运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创作结构，将极宏阔又极细微的“大世界”成功复原。

近年来，海飞不断扩大“谍战”书写的地理版图。小说的发生地从上海、重庆，转向了宁波、台州、舟山等城市。在“谍战文学世界”基础上，一座座“谍战之城”也在小说中拔地而起。作为海飞“谍战之城”新篇章，《大世界》延展出“谍战之城”的全新地域，充满了宁波的气息，演绎的故事也使熟悉的城市空间焕发出新的光彩。

《大世界》

海飞的笔触善于从人的生活和日常生发，人间烟火的平常日子、有爱有恨的人性细节和紧张惊险的战斗时有交织。小说中，在宁波，车站、剧场、街巷的真实可感弥合了虚构的缝隙，小到泰和桥边“缸鸭狗”的猪油汤团、状元楼最负盛名的冰糖甲鱼；大到像一片“芭蕉叶”般展开的老外滩、暗藏玄机的永耀电力公司，以及《花好月圆》《春天里》等来回闪现的时代歌曲，吉列剃须刀、雷朋眼镜、马可尼落地式电子管收音机等等时兴的物件……海飞在重塑年代感上下足了功夫，勾连出时代背景和历史事件，人物活动的历史场所“活”了起来，他们喜中带泪的人生弥漫着与血脉相依的人间烟火气。

用“地平线视野”

为谍战小说发明了“新的语法”

为什么海飞的谍战小说深受喜欢？浙江文学院院长、浙江文学馆馆长程士庆用“大世界”“小人物”“故事海”三个词概括了小说的特色。此外，海飞笔下的人物并非生来就是伟大的英雄，而是从小人物一点点成长起来的。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里“讲故事”的传统，自如地纵横于纯文学与类型文学之间。正因此，海飞的小说具有极高的辨识度。

作为出版方，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王晓乐评价《大世界》，“饱含江南情调的语言，将宏大的历史叙述还原为朴素的生活，将舒缓的日常叙事融入紧张的军事行动之中，富有烟火气、人情味。通过革命年代青年的成长，映照出那个年代在黑夜中行走的无名英雄；恰到好处地将跌宕起伏的情节与对幽微人性的探索结合起来。一个普通人在特殊年代由彷徨而逐渐坚定的抉择，也将引起今天这变革、多元的时代人们的共鸣与共情。”在王晓乐看来，《大世界》始于谍战，通往的却是更为广阔的世界，代表了海飞小说创作的最新成就，是不可多得的文艺精品。

研讨会现场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与传播学院教授周保欣认为《大世界》不是一部单纯的谍战小说，并将海飞在小说中采取的叙事姿态称为“地平线视野”，即退到远处看要处理的事物，用小人物来承担宏大叙事的功能，写出了生命的苍茫感。《小说选刊》杂志副主编、评论家李云雷也认为，《大世界》其实写的是历史、地理、风物。“与海飞以往的作品不同，《大世界》具有极强的地方志的味道。海飞在小说中融入了大量的地方元素，使其具有极强的在地感。”李云雷还指出，海飞的创作深受先锋小说的影响，在精英式的写作中融入了谍战小说的因素，为谍战小说发明了“新的语法”。这种将谍战小说与地方志小说融合在一起的做法，也让海飞的创作呈现出极强的独特性。

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侃对《大世界》中的“小人物”的描写表示了肯定。他从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困境出发，分析了《大世界》在寻求新的表达方式方面作出的努力。海飞以自己的方法，将文学和电影、纯文学和类型文学结合，唤醒了中国小说创作中被有意遮蔽的部分，再次激发了“宏大叙事”的活力。王侃认为，类型文学写到极致也能成为经典，海飞构建体系庞大的“谍战宇宙”的写作计划，着力拓宽并漫出类型文学的边界，意义重大，空间广阔。

“从知识和修辞角度

扩展了谍战小说的可能性”

《上海文学》副主编来颖燕分享说，这部小说最触动她的地方，是没有因为追求情节而牺牲掉最可贵的人情。谍战小说惯有的谋篇布局、悬念设置并不是《大世界》关注的重点，“海飞从知识和修辞角度扩展了谍战小说的可能性。”

在《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看来，类型小说往往是“封闭”的，但《大世界》却是开放的，能够引起很多的话题讨论。海飞关注地下工作人员个性中柔软的一面，他们不只是钢铁之躯，也是血肉之躯。在讲究快节奏、高效率的短视频时代，人们的耐心消失得极快，而《大世界》中充满“人性的溢出”，这是写作中最值得尊重、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应该被耐心对待的。

作为小说的创作者，海飞回顾了《大世界》的创作历程。他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人生。朱三失去了与自己肝胆相照的“大世界”组员，与妻子傅灿灿之间相爱却不得相守，父亲和儿子死在他面前却不能救，与唐书影之间惺惺相惜却又无奈分离，最终只能独自走向茫茫暗夜……谈到故事发生地的选择，他说，宁波作为沿海港口城市，开埠历史悠久，有着江南特有的繁华，而坐落在宁波下辖余姚的四明山革命根据地，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其中宁波“400”小组成功潜伏的历史事实，曾带给他很深的触动，促使他动笔开写这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