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世界的“无父”逻辑：武侠小说中为什么没有父亲？

最近刷到一个UP主的视频，视频内容是关于金庸小说中的寻父情节。作者指出金庸小说的主角都是早年丧父的，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其父查树勋在鼎革之际被镇反后，对金庸刺激很大，所以金庸对主角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总是将自己的丧父情节投射进去。这个说法，可能有一定道理，因为我无法否认金庸会有此心理动机，但是总体解释比较浅显。就像有人说金庸笔下的表哥都是坏人，那是因为金庸对徐志摩观感不佳一样，这就不免似是而非，因为金庸家族的姻亲关系那么庞大，表哥一大堆，就算是他对哪个表哥印象不佳的投射，为什么就一定是那个几乎没有往来的徐志摩？而在我看来，要证明金庸小说中的无父情节是源于其生命史，那么就会面临一个致命的质疑。为什么很多武侠小说中，都是无父情节。比如说《水浒传》，除了宋江和作为喽啰的穆家兄弟，都没有父亲。我所熟悉的另一位武侠小说家黄易的作品中所有的主角，寇仲、徐子陵、项少龙、浪翻云、韩柏、风行烈、戚长征、燕飞、刘裕、传鹰、龙鹰哪个不是孤儿。其实，武侠小说中，主角的孤儿率是非常高的。难道这种共相都可以用作者的生命史去解释吗？

事实上，江湖本身就是一个“无父的世界”。这里说的“无父”，不是指生理血缘意义的父亲，而是一种承担国家监管角色的父亲，是一种政治、社会学意义的职能角色。早期国家的国家能力羸弱，统治者自上而下的社会监管不可能达到“国家—个体”这种高效状态（现代国家凭借财政和技术能力的提升，已经接近于这个理想状态，这也是现代父权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能通过委托赋能于父亲这个身份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所以孔子说“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就是这个道理。孔子乃至于整个儒家都是支持这种纵向社会网络管控的（因为儒家是家族本位的，并不鼓励一个人出去闯荡，也不鼓励人在家庭关系之外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这一点还是司马迁有意思，《史记》中有“游侠传”）。

但是我们知道，人的网络关系，并不只是统治纵向的，也包含了横向社会网络关系，比如说《水浒传》中的网络关系就是一群丧父者在结织社会网络关系。在这套关系中，国家是缺位的，所以作为国家管控职能的父亲也会跟着缺位。武侠作家们无法处理“父亲—江湖”的冲突对立关系。否则，我们就要设想这样一个场景，独孤求败在江湖上横行无忌，结果别人跑去他家告状，独孤求败的父亲呵斥“逆子，跪下”，然后独孤求败就乖乖束手就擒。江湖中人本就是一群挣脱国家纵向监管的人，如果都有一个父亲，武林高手的人设就要崩塌。这势必会引出一个江湖存在的根基性理由，如果国家伦理道德具有或者应该有约束力，人为什么还要练武？练武的目的不就是是要超越法律、伦理的一般性规范吗？（就像电影《国产007》中，铁腿水上漂三十年的苦练，就是为了超越法律）所以武侠小说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没有父亲，暴力之上，不应该存在更高的权威，否则，大家不用抢《九阴真经》，读“四书五经”就可以。

当然，江湖中不是没有父子关系，比如说欧阳锋父子，这种关系是可以存在的，因为欧阳锋放弃了作为国家职能角色的父亲身份，他自己本身是江湖中人，所以他可以和儿子的关系比较融洽。段誉父子也可以，因为大理段家也是江湖中人，段正淳会欣赏儿子和乔峰之间的义气。太湖群盗大头目陆乘风和他儿子陆冠英也可以很融洽，因为子承父业都是强盗嘛。之所以存在这种父子关系，是因为他们共同置身在同样“业缘”中，这种父子关系是可以共存的。基于这个逻辑，我们就可以发现武侠小说中，往往是父亲不常有，而师傅常有。

再比如说东邪和黄蓉的关系也很有意思，东邪是反礼教的，不遵守国家规范的，那他的父亲身份，就是祛国家赋能的，所以当他只是作为生理意义的父亲对女儿发号施令时，黄蓉根本不买账，总是顶嘴。黄蓉的底气，不是仗着女儿身份恃宠而骄，而是她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国家赋能光环的父亲，东邪无法搬出一套沉重的规范来管束女儿。

但是江湖中人如果有个恪守国家监管职能的父亲，哪怕只是个老实的农民父亲也不可以，《天龙八部》中乔峰养父就是这么被金庸干掉的——萧远山感激乔三槐夫妇的理由远大于杀他们的理由——不然乔峰回家探望作为良民的父母，聊些啥呢？说孩儿前几天在道上劫了一笔生辰纲？乔三槐能回一句什么，难道说“吾儿素有大志”？这个肯定不行嘛，因为“父亲”这个国家职能角色，就是遏制“非法”暴力的。所以，这个父亲不死，儿子就没法混江湖，不然就会出现这种情节：

子：“父亲大人且在家中宽心静养，待孩儿干票买卖归来，再伺候您老人家。”

报信人：“太公太公，令郎丧命于断金亭火并！”

父：“天丧予！天丧予！”

这种情节和自有国家以来，父亲与生俱来就具有国家监管职能的身份格格不入。

纵向社会网络关系和横向社会网络关系，是一种互相竞争的亲缘体系。人置身于两套网络中，就会受到忠义难两全或者孝义难两全的拉扯。宋江在清风山上下来，本来打算上梁山，结果石勇传书，说宋太公亡故，宋江只得回去，他尽到了孝，但是却辜负了花荣等人的义。当李逵在江州参与劫法场救宋江时，那时候他家中尚有老母，他尽义却未尽孝。王学泰在《游民社会》一书中，曾提及《三国演义》的同人小说《花关索传》中，桃园三结义后，张飞和关羽第一时间就跑去对方家里把他们妻儿老小都杀了。这个举动并不费解，因为当人宣誓效忠社会网络关系后，那就把对方的纵向网络关系彻底扼杀，以绝后患。所以作家在处理主角人设问题时，要保持主角的正面性，就会尽量避免这种选择困难尴尬。

如果我们回到“国家（政府）—社会”对立的经典命题。国家对于社会一直是打压的。比如有人说“少不读水浒”。这里固然有遏制青少年好勇斗狠的冲动，但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止青少年过早的将人情投资于社会网络关系，如此就会背离国家所预期的成长路径。我们的知识形态中，总是将青少年时期的某些行为称之为“叛逆期”，因为青少年初长为人，开始具有可支配的能力和财富，可以结织自己的社会网络关系，发现这个网络充满了正反馈（初期都是这样的，或者说获取认可的投入比纵向网络更低）。所以在这个时段，青少年，尤其是男性，往往是要兄弟，而不要父母。但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这是个体的叛逆，那就充满了国家本位的纵向关系视角傲慢，细想一下：这叛的是谁？逆的是谁？在青年同道看来，这是叛逆吗？这不正是社会网络关系中的正向举动吗？但国家不会喜欢这套。如果我们衍生斯科特“国家作物”概念（地面上的水稻等作物比地底的土豆更容易收税，所以水稻小麦这类是国家作物，而土豆不是），将其发展为“国家人设”概念：一个个衣冠楚楚的人，自然更好管控，更容易从他们剥取统治租金，而一个个九纹龙史进这样不事生产，一门心思想去混江湖的，或者鼓上蚤时迁这样神出鬼没的，则难以管控，无法剥取统治租金。

综上所述，父亲或者父权在不在场，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只不过，机缘巧合的表现在武侠小说家们无意识的作品中。这对于现实也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文学解读，因为在个体生命史历程中往往会遇到的问题：国家—社会与亲缘选择。

PS：推荐下面这部中国流氓史，流氓世界就是武侠世界的现实存在。当然，我并不建议用一种纵向网络取向的优越感去看待这个群体。也许你能在国家的纵向体系中混的风生水起，但是需要记住的是，“社会”永远是躲闪“国家”的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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